農民日報國慶特刊:農民之變——衛

標籤:糖尿病作者:農民日報2019-10-05 17:08:00

農民日報國慶特刊:農民之變——衛
農民日報國慶特刊:農民之變——衛

▲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達布達爾鄉熱斯喀木村村醫發爾亞特·塔西白克(右三)與來自鄉衛生院的醫務人員經常會來到熱斯喀木村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出診。新華社記者 胡虎虎 攝

農民日報國慶特刊:農民之變——衛

▲貴州省黔西南州貞豐縣龍場鎮龍河村衛生室醫生鍾晶(中)時常走村串寨探訪村民,為村民建立了健康檔案。郭澤玉 唐仲嶸 新華社記者 王佳勇 攝

15年前,家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小溪塔街道倉屋榜村的鄭大娘患上高血糖,有了糖尿病的徵兆,稍不注意就會反覆發作,嚴重時還出現了面板瘙癢。

不過從去年起,鄭大終於不用再為高血糖犯愁了。在街道衛生服務中心的動員下,她簽約的家庭醫生為她制定了精細的健康管理方案:每頓吃一小碗飯、一小碟葷菜、一小碗青菜,注意少放油鹽,每天出去走走,按時吃藥。一段時間下來,鄭大娘的血糖不再“飄忽”,面板瘙癢的症狀也沒有了。

“以前,我們農民生了病,都是‘小病拖、大病磨、請不到醫生請巫婆’。現在好了,農民有了自己的家庭醫生,不僅給我們治病,還幫我們防病。”憶起往昔看病的辛酸,鄭大娘不禁感嘆,“真是趕上了好時代!”

新中國成立70年來,農民尋醫問藥所發生的種種變化背後,是國家實力日益強盛、人民生活水平步步提升的鏗鏘足音。

“三大法寶”破除缺醫少藥

1965年10月的一天中午,正在田間勞動的天津市武清縣(現武清區)農民陳寶貴,忽然聽到村裡的高音喇叭喊他的名字,通知他去公社衛生院報到,參加“半農半醫”培訓班學習。一向對醫學感興趣的陳寶貴頓時心裡熱浪翻滾,一路興沖沖地跑到大隊。第二天一早便揹著行李趕到了培訓地點。

這次培訓改變了陳寶貴的命運,開啟了他五十餘載的行醫生涯。然而,當時年僅16歲的陳寶貴對於在農村開辦醫療培訓班、培養農村醫療人才的意義還並不清楚。

新中國成立初期,滿目瘡痍,百廢待興,醫療衛生服務十分短缺,有限的資源更集中在城市。資料顯示,上世紀60年代,中國約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佔25%。

1965年6月26日,不滿於農村缺醫少藥狀況的毛澤東主席看到這組資料後提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這就是新中國醫療衛生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很快,一大批“半農半醫”的醫務人員在廣袤的鄉村大地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們一面赤腳裸臂地在田間勞動,一面為身邊的農民治病,因此被農民親切地稱為“赤腳醫生”。1966年4月,陳寶貴背上紅十字藥箱,成為了這支隊伍中的一員。這支隊伍在上世紀70年代末一度達到130萬人。

然而在村民的眼中,彼時的陳寶貴不過是個不到20歲的毛頭小夥兒,對他的能力,大家既期待又懷疑。一天,揹著藥箱巡診的陳寶貴來到臨近水渠的一塊麥田邊,發現生產隊長正痛苦地捂著腮幫子喊牙疼。陳寶貴示意他坐下來,從“藏針夾”裡取出銀針,在他痛側的3個穴位紮下去,疼痛便立馬止住了,在場的鄉親們無不心服口服。

與陳寶貴一樣靠著“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服務鄉民的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赤腳醫生覃祥官,行醫之餘醞釀著開展農村合作醫療的想。

1966年初春,一場突如其來的百日咳、麻疹等流行性疾病打破了樂園公社杜家村的寧靜。由於缺乏有效的就醫保障,村裡先後有兩戶人家的孩子被病魔奪去生命,這讓覃祥官十分揪心。

“怎樣讓村民擺脫缺醫少藥的困擾?”受到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辦供銷合作社、辦農業合作社、辦信用合作社的啟發,覃祥官心想:“鄉親們看病吃藥難,能不能搞個合作醫療衛生室?”

當年8月10日,在覃祥官的倡議下,“長陽縣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衛生室”正式掛牌成立,成為新中國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村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村裡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群眾每次看病只需交5分錢的掛號費,其他一概不用花錢。

兩年後,覃祥官首創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很快被推廣到全國,到1979年,全國90%以上的村莊實行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與此同時,農村三級醫療衛生體系也在不斷健全。縣一級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大(村)一級設立衛生室,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衛生服務網路,基本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

赤腳醫生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新中國推進農村衛生工作的“三大法寶”。正是憑藉這“三大法寶”,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工業化任務繁重的情況下,以有限的資源實現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於廣大農村地區的有效覆蓋,大大改善了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

“出小頭”換來“好靠頭”

上世紀80年代初,覃祥官不曾想到,曾經輝煌一時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很快就會退出歷史的舞臺。

農村合作醫療,雖然在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狀況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即使是在最鼎盛時期也存在諸多無法克服的弊病。比如,醫療服務水平和層次過於初級,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管理不規範,資金缺口日益浮現;靠行政之手推動,難免與市場規律相悖等。這些都為其日後的瓦解埋下了伏筆。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生產單位縮小到家庭,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因失去農村集體經濟的依託而崩潰,這也間接導致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增多。“急救車一響,一頭豬白養”“做個闌尾炎,白耕一年田”便是當時農民看不起病、不敢看病的真實寫照。

“舊農合”退出歷史舞臺,一場新的改革正在孕育。

2003年7月,由農民個人及各級政府共同籌資建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正式啟航,吉林、浙江、湖北和雲南4省率先啟動試點,計劃到2010年基本實現全國農村居民全覆蓋。

“新農合”究竟新在何處?

如果說,傳統農合是一種以農民個人和集體集資為主的互助互濟制度,那麼,新農合則是一種以國家集資為主、農民個人出資為輔的國家救濟制度。在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祿生看來,較之舊農合,新農合有四個方面的突出特徵:一是從原來的“村辦村管”變成“縣辦縣管”,資金統籌人口更多;二是管理模式更加完善;三是政府作用不斷凸顯;四是可選擇的就診範圍更大。

2007年,福建省三明市尤溪縣臺溪鄉園兜村村民林永華聽說村裡搞了新農合,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為母親陳山美投了保,“其實那時候我並不清楚新農合是幹什麼的,只是覺得10塊錢不多,比買商業保險划算。”

就這樣,連續繳費至2010年時,陳山美體檢查出雙腎衰竭伴心臟病、糖尿病。“幸虧之前參加了新農合。”如今,林永華對新農合有了深切感受,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農民出小頭,政府出大頭,生病有靠頭。”林永華給母親算了一筆賬:2011年12月,她在縣中醫院治療時,醫療費總額是10382.77元,其中保內費用8425.15元,實際補償額5055.09元,報銷比例達到60%,大大減輕了看病的負擔。“這正是‘出小頭’換來了‘好靠頭’。”林永華說。

像林永華一家一樣享受到新農合帶來實惠的案例在全國不勝列舉。隨著城鄉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新農合制度的成果不斷惠及更多農民。截至2008年底,新農合試點範圍就已經覆蓋全國31個含農業人口的省份,覆蓋人口達8.91億,參合率達到91.53%,補償農民5.8億人次。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

健康是幸福之源,是立身之本,更是強國之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人民健康問題,開啟了建設健康中國的新徵程。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世業鎮衛生院瞭解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和村民看病就醫情況時指出:“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

兩年後,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現全民小康,農民健康無疑是最應關注的焦點,也是亟待補齊的短板。

長期以來,由於歷史原因及現實困難,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水平一直與城市地區有很大差距,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醫療衛生服務的制度設計上,二是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基礎設施和能力上。

讓農民享受到和市民一樣的醫療衛生服務,一直是我國醫療改革的重要靶向。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一靶向更加突出。

破冰之舉,從城鄉醫保並軌開始。

2016年,我國決定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行整合,力求實現覆蓋範圍、籌資政策、保障待遇、醫保目錄、定點管理、基金管理“六統一”。截至2019年5月,全國已有24個省份實現了城鄉醫保並軌。

億萬農民受益於這項改革。2018年,陝西省渭南市澄城縣南社村村民老張到北京積水潭醫院治療頸椎病,總花費大約10萬元。並軌前,他只能報銷2萬元;並軌後,不僅可以直接報銷6萬元,通過大病保險還能報銷2萬多元,自己只花不到2萬元。

統一城鄉居民醫保制度只是深化農村醫療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推動醫療衛生工作重心下移、醫療衛生資源下沉,推動城鄉基本醫療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更難啃的“硬骨頭”。

為提升農村地區醫療衛生服務水平,近年來,我國加大對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全科醫生隊伍建設。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更是明確指出,“將新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財政補助經費全部用於村和社群,務必讓基層群眾受益。”

不久前,貴州省黔西南州貞豐縣龍場鎮龍河村衛生室醫生鍾晶和她的家庭醫生團隊又開始忙碌起來。為了預防季節性疾病高發,他們要對全村65歲以上老年人和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進行健康管理。

剛到龍河村時,村民看病就醫情況讓鍾晶很是憂心:“村民看次病,要早上5點出門,走3個小時山路,看完病還要趕回家幹農活。一位結婚幾年的婦女,因為一個簡單的婦科炎症引起生育受阻,最後導致家庭破裂。”

“以前,村裡就醫條件十分簡陋,只有不到60平方米的衛生室,醫療裝置也是很不齊全。如今,村裡不僅建起了3層共900平方米的衛生室,配備了不少先進的診療裝置,還可以通過網路同州縣醫院開展遠端會診。”在龍河村行醫12年的布依族姑娘鍾晶,親眼見證了龍河村醫療衛生情況發生的巨大變化。

龍河村衛生室是如今很多農村醫療服務機構“強起來”的縮影。當前,我國已基本建成覆蓋城鄉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路,通過遠端會診、分級診療,基層醫院和當地三甲醫院建立起聯合診療機制,著力打造家門口的“15分鐘醫療圈”。農民在家門口,也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千百年來,農民長期處於被國家醫療福利和醫療保障制度“遺忘的角落”;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一張惠及億萬農民的醫療保障網在廣袤的鄉土大地上逐漸建立起來;如今,沐浴著新時代的春風,這張醫療保障密網將更加有力地托起億萬農民“病有所醫”的健康夢想。

內容:農民日報 中國農網記者 孟德才

監製:王澎;編輯:王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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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網综合网讯2019-10-05 17:08:00